影响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词语，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的任务。而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它屡次在紧要关头帮助执政党修正自己的失误，甚至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方向转变。

用“解剖学”反冒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在1956年前后。自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到此时，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从1955年开始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到1956年初中央各部委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同时，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私营经济改造等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在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思路。而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们纷纷走出北京。比如，时任中共中央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到浙江临海等地农村调研。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在农业合作化推进之后，人均粮食产量从452斤减少到428斤，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除了反映合作化问题，他还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毛泽东在批示中表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央此后派出了若干专题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9月25日，毛泽东在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报告中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1961，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

在同年12月24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1月26日，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此后，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此后，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在天华大队，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住在养猪场。

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调查组，到6月中旬，中央发出的指示中仍指出，中央及省级领导“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省委书记的改变

1977年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由自主地用习惯的调查研究方式，了解久未接触的民众生活。

1978年4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此前，他受冤案影响已16年没有工作了。习仲勋到广东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1978年7月初，习仲勋前往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到达后，没有先听地方干部汇报，而是直接走到村庄里与农民、村干部谈话。当他到中英街站在界碑前亲眼目睹了香港的车水马龙后，若有所思地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习仲勋在调研结束时对宝安县的干部们说，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而且要在全党统一认识，尽最大努力逐步缩小与香港的差距。习仲勋在这个夏天走了23个县。1979年6月，中央在北京开会专门研究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代表汇报后，李先念也赞同地说“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

在安徽，1977年6月，万里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说，“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万里下去调查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当时安徽最严重的是外出讨饭问题。在凤阳县，万里就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讨饭的情景。后来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有人提到，凤阳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气愤地说：“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他接着说，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而这个关系全中国农民生活的疑问，也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1978年11月，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发言，总结了对安徽农业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样，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安徽出台，“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才拿出一个正式‘草案’”，就此拉开了安徽以及整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2018年01月19日）